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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我们的诗性警营
[2004-3-11]
作者：孙友民
来源：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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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偶读一位中亚民族领袖的话，大意是：一个不热爱诗歌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一辆坦克车，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有人说，优秀的诗人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名片。 我甚至认为，在公安这个以刚性为外在形象的行业，应注入更多一些的诗性。通过诗性的灌注，可以使我们的目光更有亲和力，使我们的红色血液更加纯粹，使我们的双手不仅有力而且能够散发人类的温暖。这样，对内，可软化我们那已经有些粥样硬化了的血管；对外，可重我们作为人性规则忠诚守护者的形象。由此，我呼吁，尽快建构我们的诗性警营。 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它正在抹煞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一步一步地丢失文化中那些最为迷人的东西。难道千篇一律的文化还能称之为真正的文化吗？因此，文化或者文学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化气质，就像一个人守住自己的灵魂一样重要。 在多元性的前提下，警营诗也应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个性化气质。如此，警营诗才能确认自己的血型，才能回归本身，才会有一个个性鲜明的形象，也才能逐步形成气候和格局。在我看来，警营诗的气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性光辉照耀下的崇高品格。这种气质应该是明亮的、崇高的、慷慨的、人本的、时代的。这种气质是以尊崇于人性为前提的，是以与警营整体精神气向相适应的崇高品格为表征和追求的。如果这样一个表述基本准确地话，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建设者的姿态，怀着重建警营诗的抱负，去弘扬这种崇高品格？这当然有许多建设性的工作要做。它起码要求我们的警营诗在确立自我主体与个性的同时，在忧患于个人生命的同时，更应忧患于我们的民族精神铸造和人民警察精神的铸造。这样说，并不是强调警营诗的教化功能，而仅仅是强调警营诗的个性追求。只要有了鲜明的个性，有了使命感和实际行动，就有了警营诗由困境向阳光地带突围的可能性。 诗歌以及诗歌写作，从本质上说是感性的。因而，它也是内心的、个人化的。培育诗性包括培植警营诗，需要一个以其感性的品质相适应的、有利于这种感性基因生长的“场”。这个“场”，应当包括思想环境、人文风尚、时空因素，乃至物质基础。问题是，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场”，是一个越来越理性化的，被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大网和冰冷的秩序紧密包围的“场”。这种连精神上都强求统一性、公共性、速度化的理性，毫无疑问与那种内心的、个人化的诗歌秩序发生着冲突。当你的精神、语言和身体，都在踩着一种机械的逻辑周而复始地快速跳动时，你还有诗情迸发吗？
警营诗，在空间上限定于警营，主体上一般是头戴警徽的人，一般不会涉及到自由作家、游吟诗人，有人说它是“体制内写作”。且不论这种说法是褒是贬，它却至少反映了警营诗的某种状态。警营里的诗人们，作为警察，他们是理性和秩序的维护者；作为诗人，他们又陷入另一种理性和秩序的围困。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怪圈，是一种两难境地。历来警营少诗人、少优秀之作，固然与警营特殊的精神气质有关，也与警营诗人的这种两难境地有关。 古人说，“诗穷而后工”。警营诗的所谓“体制内写作”，还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言重一点，那就是警察诗人们因养尊处优而普遍存在的浮躁之气。警营少好诗，这也是重要原因。这样说，并不是要求我们的诗人拒绝薪水、拒走仕途，学着李白、杜甫的样子浪迹天涯，而是要求我们在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中，淡泊名利、耐住寂寞、心连民族和百姓的苦和痛，保持一颗能够恒久跳动的诗心。 警营诗的突围，需要我们用诗性的光芒照亮我们内心中那些因异化而出现的面积越来越大的阴影部分。这里，我想引用史燕蒂文斯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写天堂与地狱的伟大诗篇已经不少了，描写人间的伟大诗篇还没有诞生。真希望这样的伟大诗篇首先从我们的警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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