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

　　以“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为主题的知青文学，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书写，在目前看来，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被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收编与同构的悲剧。由此形成的对历史的回望和追溯，当然是值得怀疑。文学作为集体记忆——一个时代的总体话语的表达，必然需要被个人记忆所照亮，表达出个体和总体话语之间的差异和错位，才能获得永恒的品格和魅力，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只有囊括了多角度、多侧面的记忆总汇，相互印证和解读，才能还原社会建构的集体记忆，再现历史的本相。诗人作家王小妮的最新长篇力作《方圆四十里》正是要用个人记忆对集体记忆的烛照，以此矫正和重塑那段被凝固和标本化的知青历史的真实。
　　王小妮是聪明的，她知道历史的奇妙正在于它的不可言喻，它再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小姑娘可以让我们任意装扮。历史是客观的，但又是多意的、复杂的。而个人要实现对历史的言说和客观再现，谈何容易。所以，她干脆在小说创作中承认自己的“平庸”，不添加任何“调料”，原汁原味地将一幕幕历史和人生的悲喜剧展示给现代人看。她没有那种处心积虑，引你“入戏”的企图，或是干扰你独立感受和思考的“侵略性”。通篇不用廉价的同情，不作道德的评判，不发无端的议论，不引空洞的哲理，来“误伤”读者的真实感觉。当我们的阅读嗅觉正在众多垃圾作品煽情地轰炸下逐渐麻木，丧失功能的时候，“味道醇正”的此书值得一读。
　　一九七五年的“端午节”，是小说叙述的起点，这是一个激情褪色的年代。“知青”的光环和荣耀早已风光不再，知青们对“知识青年”的称呼，普遍反映是“漏了一个字，我们是没知识的青年”；他们也不再是“青春无悔”的革命小将，用一心回城的老知青王力红的话:“这七年，从革命小将变成了精神病”；用不想回城的老知青李英子的话:“我不动心，经过这八年，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新来的知青，在离城的刹那间就将胸前的光荣花扔向风中；在公社大院，不管饭就不唱革命歌曲；他们再也不去主动要求下放到公社最偏僻的乡村；甚至欢迎大会一结束就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划回城（如高长生等）。这里没有悲壮的美学情调与煽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只有失落的青春和扭曲的心灵。这儿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不愿多呆在这儿，哪怕一小时，甚至十分钟……他们没有理想，他们只想回城，哪怕回去“扫大街”；他们没有爱情，只有相互之间的利用和玩弄来排遣寂寞（如陈晓克与小红）；他们没有同情，只有嫉妒、捉弄（如郭永们对王力红）和无情的殴斗（与外乡知青间的血拼）；也没有友谊，表面一套，背后一刀（如陈晓克与铁男们）。他们自虐与虐人，被害与害人。除了为回城名额短暂争吵的激情，其余的生命都被麻木和冷漠紧紧包裹。他们可以肆意旷工，“把自己睡傻了”，在“看蚂蚁上树”的浑然不觉中耗掉自己一钱不值的青春。作为七五年的一名渴望迁徙回城的知青，真正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许就是如此。根本不会，也不可能觉得历史的壮阔，生活的美好和理想的激情澎湃，只会悲怆地体味灰色与麻木。神圣啊，壮丽啊，伟大啊，可能只适合回忆或者旁观者的主观臆造吧。我们可以像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在争，甚至不择手段。然而，他们的争又是徒劳，命运的沉浮根本由不得他们。
　　而埋葬知青理想的废墟就是方圆四十里的锦绣公社，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它弥漫在漫天遍野的雾气中，连日的阴雨，阻隔交通的大雪，自然条件的严酷展现出一派颓败的景象。自从张八路在土改后离开，直到知青下放，再也没有来过任何外人；然而这里又不是生活富足的世外桃源，满足口腹之欲成为知青和村民的第一需要。小说频频叙述吃的细节，但除了知青欢迎大会上的惟一一顿肉包子之外，最多的就是千篇一律的玉米面饼子来驱走饥饿的梦魇。知青李火焰的“生日大餐”就是烤着吃了一块喂马的豆饼，“豆子精髓的香味使李火焰幸福”。所以，村民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欢天喜地地吞下知青宰杀的病猪肉；知青们也不顾道德和尊严偷杀村民的狗和羊。惟一一条铁路与外界相连，尽管夏天被雨水冲垮，冬天被大雪掩埋，也根本没有正规的车站，但它却是知青们惟一的“希望线”。锦绣公社，用知青高长生的话说:“是个匪窝”；用村里退伍兵的话说:“外人在锦绣这地场儿呆不了，人话也说不成”。你几乎看不到知青和农民的融合，“扎根”的刘青，连农民身份的老婆都不理解他的傻；被迫委身下嫁的女知青亚军即使有了孩子后，还经常懊恼自己的“下贱”；农民惜粮如金，但知青却因为“玉米棒子硌着睡觉”，就向沟里“连摔出去五根，手还在背后摸索”；大队重点培养的知青马列，却“不想培养自己”。你同样也看不到知青内部的文化融合，县城的知青蔑称矿山来的知青为“地耗子”，并自觉划清身份界线。就是这样一个方圆四十里的锦绣作为王小妮笔下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己特定的时空内涵，是一个与大中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别样的世界，暗示着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底蕴、人际关系和价值规范的存在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充满矛盾的两个群体——知青和农民就生活在这个矛盾的世界中，你很难判定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我没有选择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我和每一个阅读者一样只是旁观。”王小妮甘愿充当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以真为本，来还原真实的视觉和痛觉。这并非作者缺乏思索性的才情而没有向更深广的领域提升和跃进的能力，更不是缺乏将记忆贴近良知的自我解剖与灵魂酷审的勇气；我认为这正是王小妮的叙述策略，是对以往知青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过剩”和“话语过剩”的反动。她甚至完全摒弃了人物外貌和心理描写，没有任何分析、思索和议论性的话语，制造了一部“前所未有的纯‘动作小说’”。正如维特根斯坦曾指出:看见比想像更艰难。是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助于想像和议论，才能认识一种事物和判断一个事件呢？我们早已被预设的想像和论证可靠吗？难道事物本身呈现的还不够丰富和有力吗？让纯粹的诗人王小妮抛却想像和隐喻等擅长的表达手法，匍匐在文字的地表，写出这样瓷实的，坚硬的长篇，的确让我感到惊异。从这些文字中，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她能写出《十只水莲》那般具有奇异思考、瑰丽想像和灵感四射的诗作。但是你又无法否认，仅凭小说中人物的一举一动就足以展示出“文革”时代的一群青年人，带着“血污”和“罪感”自觉地站立起来，接受人民抑或历史的判责和谅解，一切空洞的议论和廉价的煽情都是多余。这使此书与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的肤浅、矫饰、时髦的知青文学作品区别开来。
　　在这部知青题材的小说里，我们不仅看不到“知识”的正面作用，甚至很难发现一个正常的“人”的存在，“知青”恰恰是小说中最无知的群体。根据历史的常识，我们都应该清楚地知道，经过了近十年的浩劫，一九七五年的“知青”，实际上已经是一群未经“知识化”的无知青年，“知识青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术语，其能指和所指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割裂，“知识青年”的名号已经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空洞能指，甚至可以说用来指称当代中国历史中那段特定历史的特定群体就是个错误。王小妮选择此时作为自己叙述的起点，无疑与其他绝大多数知青小说划清了界线。小说《方圆四十里》通过对“知识青年”的还原性再叙述，在解构既定概念的同时，也成功地解构了政治权力和惯性思维强加给我们的话语霸权和释义的垄断权，捍卫了个人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的权利，这正是还原历史本真的前提。
　　一九七五年，在锦绣公社这个“小世界”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就连它的行政区划也即将被一分为三，不复存在。尽管还有知青被派来，但公社干部和村里的态度明显是阳奉阴违；知青们也对“革命样板戏”失去了热情，“戏该收场了”，曾经铁板一块的“幕布”已经笼罩不住人们的思想；在锦绣，知青们至少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都被一种生活崩溃与迷失方向的恐惧所驱使，丧失了改变自身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的意愿和能力。陈晓克、金榜、杨小勇等人整天无所事事地“游走”在“方圆四十里”的“小世界”，他们从群体的归属中游离出来，有一种近乎“强迫症”式的“离开”的冲动。“游离”的本质在波德莱尔等人的笔下，本来是一种反抗人的单位共有性，找回自我的个人努力。但是陈晓克们的“游走”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自我出走的潜意识，而非自觉。所以他们如“垮掉一代”，找不到自己的世界，因为属于他们的世界还没有诞生，而他们自己又缺乏创造世界的认知和能力，以至于绝望的他们告状、斗殴、投毒……凸现了那段“声名狼藉”的惨烈生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说中指出:“相信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然而他们仍然将自己的自由带到了我们跟前，谦卑地把它放在我们的脚下。”他们在遭遇了自由的时候，却毫无意识和能力，反而恰恰被自由伤害。不是他们不配有自由，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埋葬了他们的自由。小说主人公“游走”的生活状态，作者以个人对历史的关照和理解，加之整个氛围又即将或正处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刻；那么，关于历史的真知灼见肯定是以碎片而不是整体的形式展现出来，正如巴塞尔姆所说:“碎片是我信赖的惟一形式”。这在《方圆四十里》的叙述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说实话，这部六章一百二十六个小节的长篇，没有特别突出的主人公，你也可以说，这一群无所事事的灰色小人物，根本就不配作生活的主角。至少有十几个知青、农民和干部在书中占据了醒目的位置。而他们又散落地生活在十几个村落里，尽管他们被作者设定在特定的空间——方圆四十里的一个公社，特定的时间——一年四季里，甚至还在书的前面专门画了一张公社地图，专门列出了人物表，“想让人看得更真切”；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一百二十六个小的段落，每段有相对独立的情节，看起来是散的”。读罢小说，让我们掩卷回想一下，任何企图归纳出一条线索，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框架，都是徒劳。“以我的理解，正是自然散碎的东西推进着我们充满变数的生活”。“活着就是个大故事，不需要再编织。”《方圆四十里》没有完整的小说结构，只有如诗歌一样飘忽散漫，充满张力的一段段叙事“碎片”，来阐释和构建那段知青历史。也许是“多年来写诗”的缘由，也许是经验本身的支离破碎，也许是天生地反感生活世界图景的中心化和一体化，这些原生态的生活“碎片”如同一片片镌刻着生存本相的甲骨，散落在历史与现实的隐秘角落里，隐含着解读历史的密码，闪现出慑人心魄的光芒。
　　本雅明睿智地指出这种“碎片”的意义，具有颠覆和拯救历史的功能。在他看来历史时刻只是弥漫成废墟、断裂或拼贴的“碎片”，而没有连续性，或曰因果性；而“碎片性”是“寓言的变体”，是本质的而非外在的历史映像，它使“总体性的虚假表象消失了”。而这一“总体性”实际是指一种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和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共同构成的宏大历史叙事的总体，即卢卡契等人所依据的那个所谓笼罩一切的整体结构。本雅明指出，我们连接“碎片”并不是还原历史的整体性过程，而是在每一个点上都发现历史的真相，从而“拯救历史”。因此，诗人王小妮在《方圆四十里》中毫无“模式”可寻的一百二十六块“碎片”的拼贴，显然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客观上说，这些“碎片”并非作家的臆造；分布在锦绣公社各个角落的知青，他们各自为战的异化生活，犹如一堆散乱的、毫无秩序的木块，在一九七五年的特定历史时期几乎不可能被“秩序化”。“应当有人以新鲜的手法，客观的角度，超越某一种规律，更冷静的讲述它”，王小妮做了如此尝试。小说利用杂乱无章的“碎片”符号，貌似随意的陈述，却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所言:“有它自己的呈现规则，也有它自己的占有和运作条件”，这种自足的客观陈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且这种“客观”的话语陈述权完全可以在自己独特的运作中被把握，从而道出某种被遮蔽已久的事实和秘密。而秘密的破译，重新揭示的意义将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意义是对固有历史和话语的“去遮蔽”。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指出:知青的那段历史，“终于越来越接近着客观和真实了”，虽然“在我以前知青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但“二十年过去后，在我的头脑中最终留下来的东西和以往作家们所写过的有许多不同。有些发生过的事情脱离了时效性，永远值得重提。”的确如此，尽管王小妮在小说中讲述的所有“碎片”故事，不过是对以往知青文学的“旧事重提”；然而，从整体裂变出的一百二十六块“碎片”，通过作家的拼贴，堆积起来，堆积的过程就潜在地暗含了对集体事件和历史的关注，它们彼此间“重复”的“互文性”，互相印证和延展，织成了一张意义之网。对深厚沉重的历史所进行的深度的解构性思考，足以留给历史更为本质、丰富、准确、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资源。将历史的本真过程及其隐秘角落还给历史，这不仅是反思或质疑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干脆把历史本身当成质疑的对象。所谓“历史真实”就是诗人作家王小妮笔下的“碎片”真实，正如诗人波德莱尔对十九世纪巴黎的“碎片化”历史写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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